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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日本人忌讳的历史看完这片我怀着复杂心情写下这文章!

文章作者:admin / 发表时间:2021-09-29 / 点击:

  1945年8月15日,昭和, 日本裕仁天皇签署《波茨坦公告》,随后日本政府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过去的76年里,我们国家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强大。

  最近,张哲瀚著名的靖国神社事件引起了中国人民的集体愤怒。许多记忆涌上我们的心头。

  关于抗日战争,我们不仅要记住南京大屠杀,还要记住731部队的细菌战、旅顺大屠杀、济南大屠杀、淞沪战役的“十三”大屠杀.

  今天,中国人民再次提到他们祖先的鲜血,回顾尸体遍地的时代,不是为了狭隘的报复,而是为了警醒人民。

  “如果你落后,你会被打。我们必须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我们还必须有强大的精神,甚至是强大的精神,这样别人才能不假思索地欺负你。”

  而有一段血泪斑斑的历史,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述的这部纪录片的主要内容——

  “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

  以这个主旨策划的五集纪录片《刺刀下的劳工》,将通过最后一批活着的强掳赴日劳工幸存者的影像记录,还原那段并不普遍为人所知的历史。

  1944年正式大批输入,到1945年,日本从中国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强掳劳工41758人,分169批次押运到日本。

  这里面有战俘,但更多是日本军队在中国诱骗、强掳的青壮年男性,很多人还不满二十岁。

  这四万多人,其中有将近四千人在环境恶劣、食物和水短缺的情况下葬身大海,之后尸体被日方用铁块绑着,沉入了大海。

  而抵日的劳工,被日方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奴役虐待和敲骨吸髓的经济榨取,分配到日本35家企业135个作业点,每天在刺刀和皮鞭下强制劳动。

  被掳赴日的四万多中国劳工,他们在敌国的悲惨遭遇和反抗挣扎,虽并不是抗日主战场,也亦是抗战史上不可忽略的篇章,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

  本片按历史事件的顺序和脉络,共分为五集,每集约50分钟:《强掳》《东渡》《暴动》《归来》《索赔》。

  家住山东禹城的黄凤桐,在被抓“猎兔”的时候只有12岁,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个小孩,难道还会抓我吗?”

  家住秦皇岛的闫玉成,那年只有15岁,被日军按照伪军提供的抗日救国会名单实施了抓捕。

  因为老实巴交不会撒谎,一个母亲眼睁睁看着自己将自己的独生儿子送到了虎口,生死不明。

  当强掳的劳工数量,根本不足以填充日本国内劳动力的巨大短缺时,战俘就成了压迫征用的对象。

  而实际上,日本在中国建立了20多个集中营,关押人数达五十多万人,包括石家庄集中营、洛阳西工集中营等。其中石家庄集中营是最大,遭受迫害最严重的集中营。

  吃饭吃不了半饱,五六月的酷暑,屋子外面倾盆大雨,屋子里面也大雨如注,战俘们就坐在水里。

  不仅如此,在非人的生活之外,战俘们还要在刺刀的折磨下进行残酷的几百里行军,辗转各个集中营之间。途中,一些身体孱弱的、有病的,便命丧他乡。

  实际上,早在此之前,日军就在我国东北大量强掳劳工,并送到煤矿等高危险地方作业。

  作家萨苏,他的两个亲人甚至没有能够到煤矿,在没有走出山海关的时候就被杀了。

  而日本在中国总共强掳的劳工数量,远不止四万人,也远不止国民政府公布的700万人,而是1500万人之巨。

  如此庞大的数据,如此残暴的罪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赔偿,这是我们历史研究的疏忽,也是我们后人的疏忽。

  幸存的他,常常会在无人的时候,流着眼泪唱起这首《劳工之歌》,因为这歌词所记录的,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

  “去年的七月一同被难到这里/我们都是穷苦人/下窑坑挖煤近四百日/在那黑暗的窑洞里/到处辛辛苦苦地钻进去/在那皮鞭的威胁下/忍辱耐劳地干下去……”

  登船之前,闫玉成悄悄从地上捡起一头蒜藏在兜里,这便是他想念家乡时的寄托之物。

  在饥寒交迫之下,闫玉成始终没有吃掉那头蒜,因为这是他和故乡之间唯一的关联了。

  黄凤桐也是一样,他和其他劳工一起,在运送煤炭的货轮上待了五天五夜。因为晕船,劳工们又拉又吐,没有吃的,也吃不下东西,好多人都没能存活下来。

  大部分的死者尸体被抛进了大海。而有73具尸体,因为离日本海岸太近,尸体会漂到岸边,日方怕给日本父老乡亲添麻烦,就把尸体埋在了下关。

  这些惨死的先辈们,他们本应该度过平凡美满的一生,娶妻生子,柴米油盐,在尘世中庸俗而又旷达地等待死亡来临。

  而下关港口,七十年后依旧忙碌,当年抓捕劳工最多的企业之一,三菱公司,依旧是这片港口上最繁忙的企业。

  而当年抓捕劳工们的那些大企业,大多数在今天依旧存在,成了日本的经济支柱。

  它们光辉现代繁华的外表之下,它们用金钱累积的成功之下,是无数中国人的尸体和鲜血。

  活着抵达日本的劳工们,被输送到135个作业点,进入那些日本人自己绝不愿意去做的煤矿、铜矿和水银矿干活。

  这些地方,都是高污染高风险的场所,常常会染上各种疾病,比如尘肺病,比如汞中毒,所以很多劳工在回国后迅速罹患癌症去世。

  来自河南的高文声,他曾在日本的码头当过搬运工。相比于死在大阪的86名劳工,他算是幸运的。

  因为小脑萎缩,www.999229c.com语言障碍,高文声不能讲话,不过由于上过学,所以可以写下来。

  他知道自己当年所在的企业叫滕永田制造厂,当人们问他当时在那里吃的什么时,他用笔在纸上写下:“我住在大阪时候肚子饿,吃海边的杂草。”

  之后,高文声又写下一句话:“我叫高文声,九死一生的人,日本人可以向我们谢罪赔款。”

  没有,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拒绝赔款,拒不承认罪行,销毁《外务省调查书》(记录了强掳中国人的过程和准确数量)……

  战后,高文声从日本回国,因为身心的巨大痛苦,疾病贫困交加,加上向日本加害企业索赔失败,于2017年逝世。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大量民间团体开始向各个作业点要求赔偿,要求建立劳工纪念碑,而很多地点的纪念碑,写的内容却非常模糊。

  比如徐桂国认为:“在被问上面,一定要写这是侵略战争,还有一个是强制连行的、强掳劳工的,这是一定要有的,还有一个是受难者的名字。”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年花冈劳工大队长耿谆,再一次回到日本,决心为当年的劳工们讨回公道。

  以旅日华侨林伯耀和日本律师新美隆等日本友人开展和平运动为肇始,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中国劳工民间对日索赔拉开了序幕。

  日本企业拒不承认罪行,签署了一份“和解协议”,其中毫无谢罪之意,只同意以“慰问亡灵”的名义,小鱼儿玄机开奖马会开奖结果象征性补偿劳工5亿日元,并且要求中方不得再提起诉讼。

  他说:“一般都是盖棺定论,我这还活着,就把我写到县志里面了,就是相信我能够保持晚节,我一定要保持晚节。”

  在耿谆的心里,他一直都觉得自己作为大队长,需要对当年的1000名劳工负责,需要对历史负责。

  但直到最后,耿谆老人依旧没能看到日本谢罪赔偿的一天,在一片悲凉中溘然长逝,享年97岁。

  《刺刀下的劳工》用扎实的史实和采访记录,以及数十位相关人员的口述历史,讲述了日本在抗日战争期间强掳中国劳工这一事实。

  历史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历史,我们作为后辈能做的,就是牢记历史,将前人留给我们的任务,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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